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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公斤有多重

时间:2020-03-25 08:01  来源:www.dnzj.net  阅读次数: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

六公斤有多重

母亲接蓬蓬出院时与医护人员合影。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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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出院后的蓬蓬拿着最爱的蘑菇摇铃。受访者供图

六公斤有多重

 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蓬蓬住过的PICU病房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刘逸鹏/摄

  在蓬蓬人生最初的8个月里,命运的馈赠清单很残忍。他幼小的身体被塞进一个又一个危险,包括先天性心脏病、重症肺炎、脑积水等。

  2020年1月31日,护士王君接过面容青紫色的蓬蓬,进入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(后文简称:PICU)。

  任婉红和杨峰不知道这一次孩子又撞上什么“妖怪”了,他们守在PICU门外,能做的只有等待和祈祷。

  这是一条L型的长廊,散落着5组铁质靠背座椅,夫妻俩各自坐一张,都不怎么说话。

  祈祷没有奏效,2月2日,蓬蓬被确诊为新冠肺炎。他是目前已知的中国第二例危重症新冠肺炎儿童患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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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护士王君至今记得,当她打开PICU的封闭式大门时,立即看见杨峰和任婉红充满焦急的眼睛。紧接着,她从父母怀里抱走孩子。

  “家属神色紧张,两个人都抢着说话,孩子病情严重,是门诊的值班医生让他们直接过来的,孩子让包被裹住,不清楚详细情况。我只能不停打断他们,抢着把孩子抱过来。”

  王君观察孩子,蓬蓬当时脸色青紫、嘴唇发乌、手脚冰凉、皮肤干燥、呼吸明显困难,从最外侧的隔离门到PICU的病房,需要经过两条廊道,穿越近100米。“我是冲进去的。”这位护士回忆。

  在隔离门外,王君已经确定,孩子和父母近1个月都没有武汉接触史,可她还是不放心,“抱着他直接冲向PICU最大的病房”。这是为了避免蓬蓬与其他孩子接触,出现交叉感染。同时,“他的情况实在是太差,抢救必须马上开始”。

  在奔跑的过程中,王君察觉到,她怀里的孩子状态有细微变化。“因为呼吸窘迫,他特别烦躁,哭闹不止,精神状态也不好,起初还能感觉到他的四肢在包被里挣扎,慢慢就变得轻微。”

  几乎是王君刚一放下蓬蓬,PICU值班医生陈曦就进入了这间病房。他立即通知正在值二线班的儿科主任焦蓉及PICU主任张爱明。因为不清楚蓬蓬的情况,所有医护人员仅戴了一层普通医用口罩,电脑配置清单及价格,穿了普通隔离衣,蓝色的、极为轻薄、密布小细孔。

  心电监护仪和无创式呼吸机即刻启动了。焦蓉记得,接上无创呼吸机,输出的氧浓度已经达到60%,可孩子的血氧饱和度开始只有80%。随着雾化治疗和吸痰处置的进行,孩子逐渐安静下来,血氧饱和度慢慢升至95%左右。

  这位儿科主任介绍:“此前,患儿心脏病术后,使用有创呼吸机治疗了45天,肺部损伤已经非常严重。10月末,又因为肺炎在武汉住院,他的肺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休息。”

  PICU主任张爱明则表示,因为长时间受疾病困扰,蓬蓬呈现出严重的营养不良,头比一般的孩子要大一些,躯干和四肢特别瘦弱。他已经8个月大了,体长只有68厘米,体重只有6公斤。考虑孩子存在严重基础疾病,当时病情危重,张爱明很担心,若感染如流感病毒、腺病毒等毒力较强的,小孩可能救不过来。

  就在入院这天,杨峰和任婉红接到蓬蓬的病危通知书。这对90后夫妇对这份文件和这样的场景非常熟悉,此前蓬蓬与其他“妖怪”搏斗的日子里,病危通知书曾有过“一天来一张”的情况。

  杨峰觉得,这8个月是把儿子一次一次从死神手上抢回来的过程。他相信这一次还是能逢凶化吉,任婉红则再一次崩溃了。

  “1月31日前,患儿没有出现发热症状,近期也没有武汉接触史,当时并不符合进行核酸检测的标准。我们查了血常规,拍了肺部CT,考虑是重症病毒性肺炎,可我们没办法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。”焦蓉说。

  实际上,早在武汉封城前,这位医生就感觉疫情不太寻常。1月23日,她接到紧急通知,那一天,她参加会议直至夜里11点。会议刚一结束,所有的儿科病房就启动了分级制管理。“隔离病房迅速就搭建好了,但是核酸检测指标、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实在是太稀缺了。”

  蓬蓬的核酸检测指标是焦蓉和她的团队向医院申请来的。“如此严重的基础性疾病,又是先天性心脏病术后,孩子无疑属于极易感染人群,确定准确的病情已经刻不容缓。”

  2

  2月1日凌晨,蓬蓬开始发烧。

  这一晚,他在PICU出现数次呼吸暂停,呼吸困难未见缓解,呼吸机供给氧气的浓度在60%以上,他的血氧饱和度仍不能达到90%。

  张爱明意识到,无创呼吸器撑不住了,插管是唯一的险招。

  距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几公里远的一处小区中,杨峰和任婉红待在家,几乎整夜没有睡。“离开医院时,医生专门交代,今晚手机必须保持畅通,有紧急情况会随时通知我们。”

  头天下午6点左右,把孩子送进PICU的夫妇回到家中。屋里没有蓬蓬的动静,两人都没有吃饭,杨峰就坐在餐桌前,喝了很多酒,“一大口接着一大口”。他回忆,当时感觉胸口处被不知明的物体堵住,只有白酒淌过喉咙时才会出现轻微的松动。在这个间隙里,他才能喘气。任婉红坐在卧室,一遍一遍看着孩子的照片,时不时就愣住不动了。

  直到2月1日,凌晨5点,杨峰躺在床上,背对着不停翻身的任婉红说:“我们还年轻,实在不行就再要一个。”他没有听见妻子的任何回答。

  不到3个小时后,任婉红的手机响了,她一瞬间将腰从床上挺起,在慌乱中接通电话。

  电话那头没有传来好消息。

  “医生就告诉我们,孩子状态不好,需要插管,我是不愿意的。”任婉红脑海里浮现起,去年6月在武汉协和医院刚做完心脏病手术的蓬蓬,“他的嘴巴里就插着透明的导管,插上就一直没能取掉,中间尝试取了一次,孩子就不能自主呼吸了,只能再次插上。”

  任婉红不懂得插管呼吸机运行的科学原理,她只知道,插管后的蓬蓬只要一清醒就会出现挣扎。“孩子太痛苦了,我实在受不了这样了。”

  上午10点,麻醉科医生汪海金接到蓬蓬确定实施插管的通知,“没有其他的选择,孩子需要更强的生命维系手段,这是唯一的办法”。他从院区的另一栋楼赶到蓬蓬床前。这段路程不算短,他全程只用了8分钟。